澄真法師 追憶75年中緣

黃夏柏
Tim Liu

落成逾75年的東蓮覺苑,早列一級歷史建築,但年過九旬的澄真法師說,她初來時,這兒還未完成建築,大廳的併花階磚透着簇新的光芒,看得人眼睛不舒服。數十年來進出的步履足印,早把階磚的光亮磨掉,暗啞的磚面吐盡幾許歲月故舊,但單憑肉眼,怎也看不出是誰與誰的足跡,惟有老法師心底澄明,一切都留在眼裏,交織出的,是香港佛教進程的幾個章節。

七月底,前往探望澄真法師,聞說法師剛度過96歲生辰,她眯縫着眼睛,淺笑的點了點頭。

筆者以往曾在東蓮覺苑工作,每天午齋時都見到法師,隨和的她,不時和職員同桌用膳,有說有笑。回溯數十年人生,隨遇而安,沒有爭逐,沒有強求,談出家因緣,亦像說笑般:「不是什麼弘法,年輕時來提親的人不絕,家人說:要不出嫁,要不出家。我便選擇出家。」自幼家人把她如男孩般帶大,從未作女兒家模樣打扮,想到出嫁的妝容,她寧可出家。出家那年她14歲。

憶何張蓮覺

1936年夏,法師從廣州南下香港,留居青山(今屯門)光明堂。聞說東蓮覺苑剛竣工,她隨人家前往參觀,被眼前的恢宏建築懾着,地板階磚折射簇新的亮光,頗為刺目。當天的情景,儼如昨天的事,歷歷在目。澄真法師清楚記得那一天,靄亭法師、苑長何東夫人張蓮覺居士在大殿普佛,其後知客了願法師前來,出一道題目讓她寫寫出家因緣,又着她留下來讀書。後來參見苑長,苑長見這女尼便喜歡,法師那年20歲,稚氣得如同孩子。「何東夫人不讓我走,要我留在東蓮覺苑讀書,其實我不捨得故鄉荗名,想回鄉服侍老人。」

今天,沿大殿二樓行進,撫着欄河張望,法師指點上下,說高懸的帳縵是人手縫的,殿內的佛像,是從寧波聘請來的師傅,精工細刻出來的;她剛到東蓮時,師傅還在大殿上雕刻。就在這兒,上殿、聽經,她從最基本學起。她是佛學班的插班生,年紀最輕,「苑長何東夫人天天都來上殿、聽經,又來看我們這些新生。」何東夫人每天都坐何家的18號車前來,人未到,大家便通報:「18號來啦!」何東夫人很溫文,即使孩子張聲,亦只會把指頭擱到嘴邊,作出「殊」的模樣,悄聲提醒大家安靜。

法師說:「何東夫人博愛又慈悲,真是很好的人。她說:佛學班學生是我個仔,義學學生是我個女。」她記得,1938年農曆十二月初一她還來上香,初四便聽到她往生的消息,年僅63歲,今天說來仍感惋惜。何東夫人往生後,在東蓮設祭,既是苑長的「子女」,她們都上孝,還隨隊送別,徒步走到西環永別亭辭靈,沒上昭遠墳場。

淪陷期前後

提起苑長,細碎的往事上心頭,想起來她嘻嘻的笑說:「何東夫人做很多軍服,所以我懂得車衫。那時課室放了衣車,每人每天要做一件,我跟人學做,在花園把浸水的扣布揼軟做軍服。」抗戰已展開,東蓮覺苑支援前線,替軍人縫造衣服。經歷抗戰歲月,法師走過港、澳及廣西等地,她自言幸運,能避過日軍的鐵蹄,安然無恙。

1939年,在東蓮修佛學課兩年多,成為首屆畢業生,她說:「靄亭法師認為,佛學班開了那麼久,該有第一屆畢業生,夾硬把我們這批插班生當作第一屆。」她仍保留當天的畢業照,八位學生,六位為出家人,她們於同年隨靄亭法師到澳門功德林學習,後來又請來竺摩法師主持佛學班。一年後,她離開澳門,回到內地,輾轉在廣西不同地方住過,度過了抗戰歲月。

香港在日治期間,日本人佛教會長宇津木入住東蓮覺苑,苑內因而片瓦不損。當時日本人在香港成立「中華佛教會」,地址在灣仔道117號,現在乘車路過,她仍可以清楚指出位置,往事彷彿凝在眼前。戰後宇津木給關進集中營,而「117號」則成了「敵產」,1946年,陳靜濤向政府申請接管,開辦了中華佛教義學,為佛教中華康山學校的前身。

佛教「四大王」

戰後法師回到香港,東蓮覺苑苑長林楞真來接她,請她幫忙參與佛教聯合會的工作。那時佛聯會寄居於東蓮覺苑,懸起牌匾,就成了辦事處。「佛聯會的辦公室是一個鐵箱,拉出來就在上面辦公。」法師說來禁不住笑了。當時,陳靜濤負責慈善部,王學仁、林楞真主持財政部,會員部有茂蕊法師,「覺光法師和我負責總務部,主責文書,其實個個部組我都要做。」

1948年,她受聘成為正式教師。這一年,已是和平後三年,香港逐漸從戰亂中復甦,但大陸的內戰卻越趨緊張,大量難民南逃,法師猶記得,九龍佐敦道碼頭一度坐滿南下的僧人,無處容身。「後來茂峰法師接收了他們,但沒有地方留宿,搭起了樹屋來。人稱茂峰法師為『慈悲王』。」

信口她便說起香港佛教的「四大王」,除茂峰法師,尚有「福報王」筏可法師、「大魔王」遠參法師及「楞嚴王」海仁老法師。「大魔王」之稱有點嚇人,她解釋,因遠參法師講經別樹一格而得名。

四大王中,澄真法師與海仁老法師淵緣最深。今天,我們坐於東蓮覺苑藏經樓,法師說這兒陳設一如往昔,一側立有金身佛像:「海仁老法師在這兒講經,他坐於那邊,要面向佛像,不會背佛而坐。」前來聽法師講《楞嚴經》的僧眾不少,澄真法師等眾弟子,每天都要復經,她們很用心聽經,記下筆記:「晚上,我和瑞融師等會拿筆記出來,一句一句核對,看有否記漏。」然後,用油印機把筆記印好,分發給聽經人士。這份筆記由幾位弟子撰寫,字款字跡混雜,但日積月累,輯成一疊厚重的《大佛頂首楞嚴經筆錄》。

稱印順為導師

那時,澄真法師肩負接待來訪僧人的工作,與不少高僧大德結緣。「我和印順法師最有緣。」她說。時年42歲的印順法師應東蓮覺苑之邀前來講授《中論》,他居於灣仔道117號,印順法師在那兒,與演培、續明法師等人一同校對太虛大師全集。「印順法師是農家子弟,只有小學畢業,但他智慧過人,曾在藏經樓住過三年,所以佛學和文學根柢非常好。每次到佛學院上課不到三數個月,便會擢升為講師。」後來林楞真邀請印順法師當導師,澄真和覺岸兩位法師便隨他學習,而澄真法師更一直追隨,法師移居哪處,她便把文章寄到哪處供他審閱,印順法師是每一篇都會批改的。

「他知我不喜歡用普通稿紙,特別在元朗買稿紙給我,到日本開世界僧伽會,又買筆送我,對我好好。」瑣細的軼事,法師銘記於心,對印順法師滿有敬意:「我在香港便喚他『導師』,往後我都尊稱他『導師』。」印順導師在台灣往生前,澄真法師剛巧在台灣妙德蘭若,每天早上,她撫着導師的銅像祈許:「不要走,等我來!」終如願往花蓮慈濟醫院見到導師最後一面,送別他,「他遺囑請大家念《無常經》,其實是讓我們知道無常,經不是念給他的。」

與太虛大師緣慳

同樣在藏經樓,留下記憶的,還有太虛大師。大師曾於1935年來港弘法,那時澄真法師尚未到港,無緣一見。後來東蓮覺苑於藏經樓舉行大師五十壽辰紀念展,她參與佈置,細讀和大師有關的展品,期望他日能和大師見面,可惜大師於1947年圓寂,終究緣慳一面。東蓮為大師舉行追悼會,地點亦在藏經樓,「當日的慶祝與今日的追悼,同一場所,兩樣心情,面對着大師法相,景仰而又嚮往。」澄真法師曾在文章寫道。

對太虛大師,她是由衷尊敬的:「大師是我們的革命僧,他說:『人成即佛成,學佛先從做人起。』這是他的宗旨。」

與太虛大師緣慳

澄真法師年事已高,但精神不錯,追憶往事,說着說着,有時會合起眼,似是養神,又像搜索更深遠的往事。藏經樓敞開的窗戶外,大樓密集,她說昔年可直望到尖沙咀火車站的鐘樓。物換星移,周遭景物轉又轉,惟有過來人憶述,往事才能活現。法師最懂珍惜,過手的物件都留下,難得她把珍藏的老照片捐贈東蓮,憧憬將來成立展覽廳,讓這些充滿情味的物證活化歷史。


教與學

澄真法師原籍廣東茂名,1936年到香港,進入東蓮覺苑,成為寶覺佛學社插班生,更是首屆畢業生。戰後,她回到香港,留居東蓮覺苑,後獲中華佛教學校聘用,1948年在教育司署註冊為正式教師,當時全港教師僅四百餘,她的編號是「444」,執教近40年。

法師曾於中華佛教學校、寶覺學校、佛教黃鳳翎中學和佛教黃焯菴學校任教,數十年來上下午往返兩校教書,教授佛學、國文、美術科,工作忙碌。但她好學不倦,曾研習繪畫,又進新亞書院修讀藝術及哲學課。1986年,年過70才全身從教職和佛聯會的崗位退下來。


念靄公

澄真法師領我們在東蓮覺苑內慢走,一景一物都摸出思憶。「這些都是靄亭法師所寫的。」苑內壁牆上的提字,不少是靄公的墨寶。靄亭法師於1947年秋回鄉兩月餘,後抱恙登船回港,豈料回程中圓寂,年僅57歲。「我不覺悲從中來,熱淚湧泉般地奪眶而出。」法師曾撰文記下當時難過的心情。

憶念靄公,她記得,當時灣仔天樂里榕樹頭後有一所李璇殯儀館,靄亭法師便在此設祭,那年天氣非常寒冷:「我們每晚去到,坐在殯儀館,凍到我震。今天走過那段路,我都不敢望過去。」

對於尊稱的用字,澄真法師很細心,她說:「沒有一位法師我會講『拜』,唯有靄亭法師。」


彩墨緣

澄真法師自幼愛畫圖。在澳門功德林學習期間,畫家高劍父居於毗鄰,和竺摩法師是好朋友,但那時她未有機緣習畫。直至在小學教書,獲派教授美勞課,感到要「增值」,有天走過黃泥涌道,看到立本夜校招生,便花上每月15元學費,於公餘學習水彩畫,其後曾參加不同畫班。

在鄉親名畫家丁衍庸介紹下,她進入新亞書院藝術系學習,隨名家陳士文、丁衍庸、張碧寒、趙無極等學畫,後轉到哲學系,曾選修唐君毅、羅時憲、錢穆的課。完成新亞的課程後,便正式在學校教授美術。因追隨過不少老師習畫,她說自己的畫風比較雜。2007年,她於新加坡舉行畫展並作慈善拍賣,過百幅作品悉數賣出,收入盡歸慈善用途,並出版《皓月禪心-澄真老法師作品集》。